全球抗生素危机加剧，瑞士为何按兵不动？
瑞士虽是全球制药企业的主要聚集地，但在推动新型抗生素研发方面几乎无所作为。这一缺位不仅会殃及本国，也可能影响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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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通讯：瑞士媒体里的中国
全球卫生专家早已发出警告：包括抗生素耐药在内的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AMR)正悄无声息地酝酿着一场致命危机。《柳叶刀》(The Lancet)数据显示，2019年，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在全球共造成约130万人死亡，成为当年全球第三大死因。到了2050年，这一数字可能飙升至每年1’000万人，与癌症致死人数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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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警告不绝于耳，但很少有公司愿意开发新型抗生素，归根结底是经济账划不来：抗生素研发成本高昂，利润却很微薄。一款新药从研发到上市，通常需要10至15年，耗资超过1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72亿元)，而抗生素还被要求压低价格、控制用量，以防细菌产生耐药性。
这种“高投入、低回报”的局面，促使公共卫生专家呼吁建立新的采购机制。其中一种做法是，采购方向药企支付“年费”，获取某种抗生素的使用权，而非按片购买，这样无论药品使用量多少，都能保证企业获得稳定回报。目前英国、瑞典和日本等少数国家正在试点这种“需求拉动式”激励机制。但瑞士却进展缓慢。若一切按计划推进，相关激励措施最快也要到2029年才能落地。
“如果像瑞士这样富裕的国家不参与国际努力，创建新型抗生素的报销机制，那其他国家和投资者就更不会有所行动了，”瑞士抗生素圆桌会议执行董事芭芭拉·波莱克(Barbara Polek)指出。
“这样一来，我们可能无法及时研发出新型抗生素来替代面临耐药问题的抗生素，而从事相关研究的人才，也可能彻底退出这个领域。”
抗生素类别指的是那些具有相似化学结构和作用机制的一类药物。通常，同类抗生素通过靶向细菌的同一生理过程来发挥作用，并且可能面对类似的耐药问题。目前专家普遍认为，抗生素大致可分为13个主要类别。
日益严峻的供应问题
对于苏黎世大学医院(USZ)的西尔维奥·布鲁格(Silvio Brugger)等医生来说，有效抗生素短缺的风险并不是遥不可及的设想，而是现实存在的挑战。虽然瑞士目前的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总体不高，但随着越来越多来自海外的患者携带耐药菌株入境，相关担忧日益加剧。
去年，布鲁格接诊了一名44岁的烧伤患者，该患者感染了碳青霉烯类耐药鲍曼不动杆菌(CRAB)，这是一种耐药性极强的细菌。“我们观察到的耐药程度实在惊人，”布鲁格回忆道，“细菌遍布患者全身，鼻腔、肺部、伤口都被定植，随后还进入了血液。如果不及时治疗，此类患者因感染死亡的风险极高。”
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在医院内传播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像烧伤病房这类潮湿的环境中。2007年，瑞士西部一家烧伤病房就因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暴发，被迫关闭一段时间进行全面消毒。
目前，对这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有效的抗生素，仅有舒巴坦-杜洛巴坦(商品名：Xacduro)这一种。该药于2023年获得美国监管机构批准，但在瑞士尚未获批上市，只能根据个别病例临时申请进口。苏黎世大学医院当时不惜高价引进这款药物，成功挽救了那位患者的生命。
布鲁格担心，这样的“特例”未来可能会变成“常态”。“越来越多治疗所需的抗生素在瑞士没有上市，只能靠进口，”他说。
由于市场规模小，瑞士全国人口不到900万，抗生素的销售预期本就不高，部分药企干脆选择推迟甚至放弃商业化。有的企业甚至连最基本的上市申请都懒得递交给瑞士药品监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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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瑞士会面临严重的药品短缺？
一项研究梳理了2010年至2020年间在主要市场获批的18种抗生素新药，结果发现，瑞士实际上市的仅有6种，这一水平与罗马尼亚、希腊等国相当。
与此同时，老一代抗生素的获取也越来越难，原因既有供应链瓶颈，也有药企主动下市药品。根据日内瓦大学医院(HUG)药剂师亚辛·迪夫(Yassine Dhif)的统计，仅在2023至2025年间，该院就报告了88起抗生素短缺事件，涉及32种药物。其中16起只能靠进口解决，而在另外5起中，由于缺乏本地上市许可或药品退出市场，这些药物在瑞士根本买不到。
这不仅影响救治，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迪夫指出，进口抗生素的平均价格是正常价格的2.5倍，有些进口药的价格甚至高达正常价格的5倍。进口过程本身就会耽误治疗，还可能增加医院的法律风险。
破碎的市场
对进口抗生素需求的日益增长，其实只是冰山一角，更深层的问题还在水下。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定义，抗生素属于基本药物，理应让老百姓用得起。但与仿制药相比，研发一个全新类别的抗生素，成本高得惊人。
“无论再怎么创新，抗生素也被期待和薯片一样便宜，”瑞士生物技术公司巴塞利亚(Basilea)全球事务负责人马克·琼斯(Mark Jones)表示，该公司曾开发出抗生素Zevtera。“但与抗癌药不同，越是管用的新型抗生素，越是被锁进药柜，等到万不得已才拿出来用。”
这让许多研发机构-通常是资金短缺的小公司-几乎难以收回成本。大型制药公司往往会收购有前景的候选药物，但却大多已退出抗生素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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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虽有一类名为“供给端激励”的机制，以拨款和补贴形式帮助部分企业覆盖早期研发和临床试验成本，但专家警告称：如果没有持续稳定的财政激励，这些药物在我们需要时可能压根不会出现在市场上。
美国企业Achaogon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这家公司成立于2002年，其开发的抗生素普拉佐米星(Zemdri)于2018年在美国获批，但最终仍未能覆盖产品上市的相关成本，不久之后便申请破产。
“这是一个全球性难题。像瑞士这样的高收入国家，真的应该有所作为，拿出合适的市场激励机制，保障企业有足够的投资回报，不论大小公司，都能有动力继续研发抗生素，”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行动基金(AMR Action Fund)首席执行官亨利·斯金纳(Henry Skinner)表示。该基金计划向处于临床阶段的生物技术公司投资1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72亿元)。“如果卖抗生素会亏本，那就没人愿意投钱。”
一些国家已开始尝试新的激励模式。2019年，英国启动了一项类似Netflix订阅制的试点计划：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每年支付一笔固定费用，便可获得特定抗生素的使用权，无论实际用量多少。由于该模式一方面改善了药企的现金流，另一方面也提升了患者的药品可及性，因此在2024年5月正式转为国家采购政策。与此同时，日本、瑞典、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国也在探索类似的激励机制。
漫长的等待
但在瑞士，相关进展始终很缓慢。早在十年前，政府就考虑为新型抗生素研发提供激励措施，将其纳入国家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战略，但至今仍停留在讨论阶段。
接受瑞士资讯swissinfo.ch采访的多位医生表示，他们在瑞士社会中很难唤起公众对抗生素耐药问题的紧迫感。原因在于，瑞士的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发生率本相对较低，公共卫生宣传力度大、对抗生素合理使用的教育也做得相对到位，而且瑞士经济基础较好，需要时可以随时进口抗生素。
“瑞士的优势就在于国力雄厚，”日内瓦大学医院感染控制科主任斯蒂芬·哈巴斯(Stephen Harbarth)表示，“在大多数国家，医生根本无法临时让药剂师不计成本地进口一种新药。”
“如果药企连研发成本都无法覆盖，这种‘随时可进口’的局面也维持不了多久。”
“这不仅仅关乎我们的患者能否获得抗生素，”哈巴斯补充道，“瑞士作为一个富裕国家、又拥有强大制药产业，更有责任确保全球不至于陷入无抗生素可用的境地。”
瑞士公司巴塞利亚(Basilea)、生物维斯(Bioversys)和罗氏(Roche)均受益于其他国家提供的资金支持和激励措施。
此前，瑞士议会曾提出引入“需求拉动式激励”方案，但政府以成本过高及自身已有其他应对耐药问题的措施为由予以驳回。针对瑞士资讯的询问，瑞士公共卫生局回应称，政府计划于2025年秋季向议会提交一项提案，拟修订《传染病法》，为设立抗生素财政激励机制提供法律依据。即便顺利推进，该机制最早也要等到2029年才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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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留给瑞士的时间已然不多。今年5月，作为少数仍在坚持抗生素研发的大型制药企业之一，罗氏宣布其新型抗生素zosurabalpin已进入后期临床试验阶段。这款药物或将成为近50年来首个能有效杀灭革兰氏阴性细菌的新型抗生素，而这类细菌因其双层细胞膜结构而具有极强的耐药性。
罗氏全球药品可及性事务负责人迈克尔·奥伯赖特(Michael Oberreiter)表示，公司愿意承担一定风险以确保药物可及性，但要想推动持续创新，离不开富裕国家的支持与激励。
“若缺乏此类激励，企业要么退出市场，要么压根不入场；这将加剧该领域已存在的‘人才流失’现象，很多研究人员正在转向其他方向。”奥伯赖特指出，“一旦形成这种局面，想要扭转，恐怕要好多年时间。”
从使用量方面来看，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国和使用国，普通民众和畜牧业对抗生素的过度依赖尤为显著。
据《Think Global Health》报道，中国人均抗生素使用量大约是美国的10倍，在医疗机构中，过度开抗生素的现象直接导致了抗生素耐药率的飙升。
而中国畜牧业的抗生素用量更是全球首位，这种滥用加剧了环境污染与耐药基因的传播。
(编辑：Virginie Mangin/sb，编译自英语：瑞士资讯中文部/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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